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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当改革促进派

管理学上有句经典定律:考核什么就得到什么(what you measure, what you get)。考核GDP,官员就热衷于GDP。同样的道理,一旦官员认识到“干改革有好处、不改革很危险”,就会“争做改革的促进派”。因此,建立“激励兼容”的官员考核机制,应该成为当前推进改革的抓手和突破口。

改革是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在改革过程中,一些官员或因畏惧风险或因不肯放弃权力而抵制改革,这是可以预料的。90年代初,改革陷入困局。邓小平果断于1992年南巡发出“谁不改革谁下台”的改革最强音,改革迅速打开局面,为此后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

2013年18届3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方案,这是决定中国能否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历史转折点。但与以往相比,此次改革所面对的既得利益格局极其庞大,且以触动官员权力的奶酪为核心特征,堪称“政府的自我革命”。

然而不少官员采取了“不作为”的态度抵制改革。如何打破僵局,成为2015年这一“改革关键之年”的关键。这一任务日渐迫切:其一,经济下行压力增大,2015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高度重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如果改革不能尽快取得突破,中国经济可能被迫重回靠“强刺激”维持增长的不利局面;其二,中央设定了2020年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的时间表,要完成60项、336条改革,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

如何打破官员“不作为”?2015年5月5日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给出了明确而有力的回答:“有的放矢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大家争当改革促进派。要高度重视全面深化改革引起的利益关系调整。要着力强化敢于担当、攻坚克难的用人导向,把那些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干部用起来,激励干部勇挑重担。”

笔者认为,让官员“争当改革促进派”,真正触及了改革要害所在:官员的激励机制。这一改革策略,既又历史经验可鉴,也是对18届3中全会的具体落实。

回顾历史,1991年在改革陷入迷茫的时刻,《解放日报》发表“皇甫平”系列社论为改革指明方向。其中一篇社论《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引用了战国时期思想家荀子的一段话:“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这篇文章其实就是邓小平“谁不改革谁下台”观点的预热。

改革关键要靠有能力、有勇气“干改革”的干部。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朱镕基出任常务副总理,成为改革的操盘手;王岐山、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郭树清等一大批“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干部脱颖而出,成为改革的干将。

18届3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设定改革任务的同时,也非常有预见地指出,“打破干部部门化,拓宽选人视野和渠道。破除“官本位”观念,推进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建立集聚人才体制机制,择天下英才而用之。打破体制壁垒,扫除身份障碍,让人人都有脱颖而出的通道,让各类人才都有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

但今日官场的生态与这一要求和“争当改革促进派”的目标相去甚远。官员不仅没有“争当改革促进派”,反而普遍“不作为”,出现了“大领导踩油门、中领导挂空挡、小领导就是不松刹车”的改革僵局。

近期李克强总理多次怒斥官员“不作为”:“国务院常务会讨论通过的一些政策,现在却还‘卡’在那儿,难道让几个处长来‘把关’,这不在程序上完全颠倒了吗?这不是闹笑话吗?”“尸位素餐本身就是腐败,不作为的‘懒政’也是腐败!” “政策千条万条,不干就等于白条” “对那些为官不为的官员坚决采取组织措施”……

因此,中央在此时提出“争当改革促进派”是非常及时的。但是这一目标不应停留在口号,而应转化为具体的、可操作的官员考核与奖惩机制。笔者建议:

第一,对现在处于关键岗位的官员(尤其是部长)进行全面的梳理和评估,那些明显缺乏改革意愿、改革能力、改革勇气的官员,必须坚决撤换,让位于那些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官员。

第二,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应该对以下几类官员进行问责:1)拖延改革的;2)拿不出高质量改革方案的;3)阻碍改革方案实施的。

第三,官员的问责与人事更替,不应拘泥于任期制。官员五年一届任期,如果都要等到任期结束才进行问责,2020年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从何谈起?应该发现一个“不作为”的官员就解决一个,惟有如此,官场才会“动起来”。

第四,不拘一格降人才。体制内不缺人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官员渐渐被利益同化,失去了改革的热情和动力。这很容易导致改革方案被“部门利益”所挟持。为此,应从体制外大胆引入“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人才。选拔人才的视野,应该跳出官场,放眼学界、企业界乃至各类社会组织,真正做到18届3中全会要求的“择天下英才而用之。打破体制壁垒,扫除身份障碍,让人人都有脱颖而出的通道。”

最后,对于敢于作为的干部,应该公开进行表扬、提拔和重用,建立和强化“干改革”的正向激励。特别是,对于真正的改革人才,不妨破格提拔(例如从司长直接提拔为部长)。这样的非常规激励,才能产生冲击效果,改变官场生态。

管理学上有句经典定律:考核什么就得到什么(what you measure, what you get)。考核GDP,官员就热衷于GDP。同样的道理,一旦官员认识到“干改革有好处、不改革很危险”,就会“争做改革的促进派”。因此,建立“激励兼容”的官员考核机制,应该成为当前推进改革的抓手和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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